独居光棍不得不知的急救常识

当社会沟通中明确出现期望，出现对期望的期望，社会沟通的时间意识和时间问题也就开始呈现[1]152。

也无论是公民个人和其他私主体的自治行为，还是主体之间的契约互助行为，都要于法有据，都要被纳入法律及其秩序的名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在政治建设中必须体现国家契约化、主权人民化、政府代议化等现代法治文明的一般要求和思维（也是我国现行宪法的要求）之外，还必须在普通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中，引导、培养其初阶法治思维，应保障其根据法治思维的生活行为和交往行为，使初阶法治思维及据以生成初阶法治思维的法律，是其日常生活和交往的规范依靠。

在普法活动中，如果人们的生活需要和交往实践与这一活动是离场的，那么，任你如何普法，在普通人看来，法律要么是肉食者事，要么是坏人之事，与自己有何相干？因此，一个法律和法治无时不在场的社会环境，乃是法律感和初阶法治思维形成的关键。既然如此，法治思维就必须为法律的冲突——无论是形式冲突还是实质冲突寻求救济方案。对思维的上述理解，为我们理解法治思维提供了一个基础。治理思维的基本目标，是寻求秩序，对法治思维而言，则是寻求自由秩序，因此，它在实质上又是一种秩序思维。不应有离开权力的职责，否则，就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

战略问题需要战略思维，战术问题需要技术思维。所谓可预期，是指法律制定后，在其有效的时空范围内，为所有类似的人和事提供相同的预期。这种论断显然有些过于自信了。

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基本的社会经验和常识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将协商性的程序正义视为一种有限度的纯粹程序正义。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我国法律从多个方面确保被追诉者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一是确保被追诉者的自由选择权，司法机关在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后果的情况下，尊重其自愿认罪认罚的权利。这种假定的前提是，经济人具有他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有很强的计算能力，从而使其选中的方案达到其偏好尺度上的最高点。

这一程序的核心是刑事和解协议的形成过程，这也包含着两个程序环节：一是被害方与加害方通过协商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本文认为，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主要适用于对抗性司法程序之中，可被称为对抗性的程序正义理论。

相反，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则更为关注被裁判者的主观感受，赋予其对诉讼程序和诉讼结果进行理性选择的权利。所谓认罪认罚程序，是被追诉者在认罪认罚的前提下，与检察机关就量刑问题展开对话、协商，就案件的宽大处理达成协议，法院对该项协议加以审查并作出快速裁决的特别诉讼程序。但相对而言，协商性程序正义价值则体现在协商性司法程序之中，重视控辩双方通过协商和妥协来形成某一可接受的裁判结果的能力，具有五项独立的构成要素：一是可弃权性。而在刑事和解程序中，被害方与被告方在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的帮助下，围绕着民事赔偿和建议司法机关减免刑事处罚等问题展开协商1通过协商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被告方要承诺作出认罪悔罪或者赔礼道歉，并按照约定提供额度较高的经济赔偿。

这就使得被告方既不能仅仅作出民事赔偿的承诺，也不能作出分期赔偿的选择，而不得不选择一次性支付较高数额的赔偿金。由于我国法律奉行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双方不能就指控的罪名和犯罪数量进行协商，也不能就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进行让步。这种诉讼程序也有两个重要的程序环节：一是被害方与加害方通过对话和协商，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由于这种刑事和解是由加害方与被害方自行协商所达成的协议，因此，这种协商性司法程序又被称为协商性的私力合作模式。

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拒不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无罪辩护的意见，就使得控辩双方处于诉讼对抗的状态，而法院作为第三方，则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负责通过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来解决控辩双方的争议。而对于那些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事项，法庭则采取对抗性的诉讼程序。

上述两种程序正义理论，在法律程序是否具有独立价值以及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一般而言，这种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是加害方自愿认罪悔罪，其核心内容是加害方向被害方提供高额的民事赔偿。

这些制度局限性使得被追诉者经常孤立地面对侦查人员和检察官的追诉活动，在认罪认罚方面承受极大压力，难以作出真正自由自愿的选择。早在20世纪末，我国就出现了在一些轻微刑事案件中刑事被害人与被追诉者达成刑事和解的改革实验。但是，任何权利都是可以放弃的。所谓听取另一方的陈述，说的就是裁判者不得单方面接触诉讼一方的意思。这种理论指引作用除了可以适用于认罪认罚程序和刑事和解程序外，还可以被延伸适用于其他非对抗性程序之中。通过协商达成量刑协议的，最终由被追诉者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这种诉讼主体理论及其所蕴含的尊重利害关系人人格尊严的理念，构成了对抗性程序正义价值的理论根基。在很多场合下，对有利裁判结局的追求，会成为被害人、被告人在诉讼活动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后者则来源于自由主义哲学，强调在法律决定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被裁判者的权利，尤其是获得无罪推定的权利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但这两项权利归根结底还是服务于无辜者不受错误定罪的权利。要有表达真实意愿的机会，并使得这种表达得到司法审查。

而自2012年以后，我国法律先后确立刑事和解程序和认罪认罚程序，引入了两种控辩协商机制，控辩双方可以针对量刑问题进行对话、协商和达成协议，法院经过形式审查，对这类协议大都予以确认。也有学者认为，程序正义理论主要适用于控辩双方诉讼对抗的程序模式之中，而在双方放弃对抗的合作性司法程序中，程序正义应有适用的例外。

例如，诉讼效率下降，案件久拖不决。可以说，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的理论根基仍然是诉讼主体性理论和自由选择理论，强调面对一种法律决定过程，被裁判者享有人格尊严，成为积极有效的参与者、对话者和施加影响的一方，不是消极等待国家处理、被动承受国家处罚的诉讼客体。(一）基本概念 所谓协商性的程序正义，是指对协商性司法程序进行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其实，只要是控辩双方放弃诉讼对抗的场合，多多少少都会存在协商和妥协的程序要素，也都有协商性程序正义价值适用的空间。

而要实现这种弃权的自愿性，被追诉者必须有充分的知情权，了解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被害方得不到应有的民事赔偿，对司法制度产生失望。

协商性程序正义所体现的通过协商塑造诉讼结果的理念，在这种程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可以成为评价这种程序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准。在这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争议焦点整理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都有适用协商性程序正义的空间。

这种附条件不起诉带有不起诉协议的性质，检察机关设置一定的考验期，对未成年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责令其遵守法律法规并接受特定的监督考察义务。当然，相对于普通审判程序而言，这些协商性司法程序无法全部体现传统程序正义的要求，被告人放弃了无罪辩护的权利，自然也失去了部分参与诉讼过程的机会。

协商性的程序正义价值要求被追诉者在放弃公正审判权利方面，必须出自真实的意愿。美国学者杰里•马修援引过的古埃及那首著名的诗歌，指出陷入困境的人既渴望胜诉，也希望向你倾诉衷肠。前者与功利主义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主张法律程序只是保障实体法实施的工具，程序正义只有在有助于发现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才具有正当性。放弃程序正义价值，意味着被追诉者不再行使各项体现程序正义价值的诉讼权利。

法院不再按照法定标准来寻求客观的实体正义，而是更多地尊重控辩双方对结果所形成的诉讼合意。在庭前会议阶段，法庭听取控辩双方对于证据材料、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对双方存在争议和达成合意的事项载入庭前会议报告。

3. 可协商性 协商性程序正义的核心要素在于控辩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和达成妥协，对诉讼程序作出处分，并对诉讼结果作出决定。而司法机关对于被追诉者的自愿选择和程序反悔，都应给予高度尊重。

所谓的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裁判者要听取双方的陈述、判决书要陈述理由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疑义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等所体现的无非是基于诉讼对抗的程序正义。其次，每个人的诉讼对抗能力存在差异，有些人可以获得资深律师的有效帮助，而案件又具有无罪辩护的空间，他们就可能愿意选择诉讼对抗。